江平：在沉闷的空气里，总得有人喊两声
2011年夏天，我骑车走了一趟川藏线，在路碑上看到一句永远也忘不了的留言：“只向真理低头！——向江平校长致敬。”那天中午，高原上的日光明媚得耀眼，同伴们把自行车停在路旁，席地而坐，开始吃东西或者拍照，我却对着这块路碑发了好长时间呆。彼时，我对江平知之甚少，非常好奇他有何等魔力，竟然能让人把崇敬之情带到这荒山野岭。
从拉萨回来后，我认识了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便跟他提及此事。他表现得毫不意外，自豪地告诉我：“江平是我们永远的校长。”他说出这句话时的骄傲神情，很明显地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江平是一位让人感到荣耀的校长。在那一刻，我突然心生嫉妒——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校长？
这位朋友生于1987年，当江平于1988年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他只有1岁。当他于2006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时，江平去位已有16年之久，除了偶尔听一两场江平的讲座，他和江平并无任何交集。所以，我很难想象他对江平的这种感情。还没等我问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段故事。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运动中，当局面很紧张时，江平担心学生冲出校门后会发生流血事件，就在校门口堵学生。他对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要对你们的安全负责，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你们要出去，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这故事听得我唏嘘不已，回来之后就赶紧查资料，知道了江平还曾和其他九位校长搞了个十校长签名，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当北京市委开会征求十校长意见时，江平说应该跟学生妥协。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却说，没法退，一步都不能让。
风波发生半年后，江平就被免职了。当时尚未满30岁的贺卫方是见证者之一，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江平在免职大会上做的演讲。江平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所幸，一代又一代的法大学子都把江平当作“永远的校长”，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江平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2013年年初，我和同事去参加《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陈夏红/著)的新书发布会。在等电梯时，一群人簇拥着江平向我们走来。他身材魁梧，头上白发稀疏，淡淡的倒八字白眉，看上去倔强而威严。
在随后的发布会上，每次记者提问完毕，陈夏红都要凑到江平耳边，大声重复记者的问题，然后江平才作答。见此情景，我心有不忍，以至于后来从未动念要采访他老人家。
江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1951年，21岁的江平被派往苏联学习法律。1956年，他学成归国，心情激动地高喊：“啊，祖国，我回来了！”却不曾料到，厄运正等待着他。1957年，刚结婚一个礼拜，江平就被划为右派，从“人民的阵营”被划入“敌人的阵营”。一个月后，新婚妻子提出离婚，由于政治原因，江平只好同意。没多久，他在西山劳动时，又被火车轧断了一条小腿。妻离家破，腿断身残，为了坚强地活下去，他用座右铭——“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来激励自己，“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
江平的一生，是为中国法学贡献的一生。他不仅在法学研究领域有诸多建树，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今年85岁高龄的他，还带着博士生。更为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为法治呼吁了30多年。他并不避讳“公知”的称号，常以法学家的身份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他尤为喜欢“呐喊”，曾有两本书的书名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江平之所以不停地呐喊，是想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去呼吁另一种声音，“于沉闷的空气里，总得有人喊两声吧。”
2014年11月7日上午，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开幕式上，江平再次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到了更高的层次，确立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的理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依宪治国”和“宪政”到底是什么关系？江平说，宪法是静态，宪政是动态的，依照宪法来治国理政是宪政的一个基本含义，所有的党政机关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宪法至上，违反宪法的错误行为都应该摒弃。台上的江平声如洪钟，台下掌声雷动。
下午，江平作为评议嘉宾，出席了“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这个分论坛上半场的主持人是徐昕，下半场的主持人是王建勋，我是他们的学术助理。按照事先的设计，由于江平是大会开幕式的演讲嘉宾，我们就没有安排他在分论坛做主要发言了。但我们一致认为，江平作为德高望重的法学界泰斗参加分论坛，理应请他做总结发言。
上半场快要结束时，江平发言了，他说：“司法改革的关键，是让每一个具体的人，能够从法院判决的案件中，感受到正义”。但在下半场即将结束时，主持人照例请江平做总结，却被他拒绝了。从下午两点到六点，整整四个小时，江平一直安静地倾听诸位学者的发言，自己说话的时间不足五分钟。
第二天，我和几位媒体同行在江平所住的房间里，对他做了一个联合采访。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隐隐约约能听到海浪的声音。采访的前一天晚上，陪同江平参会的《领导者》主编李文子对我说，提问可以尖锐点。
我问：“由于四中全会的决定过于强调党的领导，有外媒说这是中国法治的一次倒退，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江平说：“我不赞成外媒笼统地把四中全会说成是倒退。依法治国的中心思想是否遭到破坏，关键不在于强调不强调党的领导，而在于强调什么样的领导。”
“问题是，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肯定不会有公正的司法。那么，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
“我们强调党的领导是没问题的，但应该强调党在政治上的领导，而不应当强调党对于法治的具体领导。如果党要干预司法的具体业务，那肯定是错误的。”
我仍穷追不舍，问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治理这个术语开始兴起，有人担忧法治会沦为治理的技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为可能会缺少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担忧呢？”
“这个问题有意思”，这一次，江平笑了。“可能会有人把现在的法治，理解为治理的技术。如果真正要实现法治，那就离不开我们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对治理者本身的规驯和约束，就是对党的权力进行约束，这个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四中全会，江平不认为是退步，但同样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认为中国法治的建设，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法治的进步，只能靠一步一步积累。
新京报的一位女记者也参加过“司法体制改革与法治中国建设”分论坛，很敏感地注意到了江平拒绝做总结的细节。这一次，她不失时机地问了个为什么。
江平说：“在学术界，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不同观点也是很正常，应该互相尊重。你老让我做总结性的发言，我就不愿意说了。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况且现在的思想在很多地方比年轻人落后了，不愿意老是给出一种结论性的意见。”
2014年，江平最大的变化，是住进了老年公寓。“当然，我的地位还没有变，仍然是学校终身教授，工作还很多、很忙，邀请我讲话的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感觉到自己是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这是历史规律吧。”
2009年，贺卫方曾为江平的八十华诞而作下长文，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如今，这位脊梁已经85岁了，他所希望的，是年轻一代的教授都能够坚持法治的理念。但他又说，“这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