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抗诉改判的这两起知识产权案件，背后有何深意？

一起为山西昌林实业有限公司与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该案中，昌林公司是壳牌公司的经销商，主要在山西省北部经销壳牌工业润滑油产品。2018年1月，昌林公司认为壳牌公司实施了不公平高价、差别待遇、限定交易、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行为，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而将壳牌公司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壳牌公司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合作之初，曾在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中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应提交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这个案子的核心争议点是，当事人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产生的争议，能否通过协议约定仲裁的方式，排除法院的管辖。我们通过抗诉明确了这样一个规则：对于影响公共利益或涉及其他不特定主体利益的纠纷，超出了当事人之间约定管辖的范围，仲裁条款不能成为排除法院管辖的依据。这条规则提炼后，也被吸收到了最高法院最新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促进了类案裁判标准的统一。”刘太宗说道。（案例报道详见《最高检抗诉，催生反垄断重要裁判规则！》）

另一起为涉企知识产权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恒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诉讼监督案。最高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经审查认定，在检察监督阶段，主张权利的涉案专利已被无效，权利基础已不存在，恒某公司尚未履行法院再审的生效判决，恒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再审改判，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