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帅，叶永烈为她守秘密32年，2017年她死后，才公布于众……

32年后才公开的“秘密”

　　2017年12月12日，在叶永烈授权下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公开了黄帅1985年6月28日写给叶永烈的信函。

　　信中，黄帅说，接受叶永烈的采访后，与父母商量了下，希望“不要以任何形式撰写关于我们的文章并希望您能以名作家的胸怀理解我们的难言之苦”。叶永烈在信末注明：我在北京访问了“文革”中家喻户晓的“红小兵”黄帅。并尊重黄帅的意愿，未将采访内容写进任何文章。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叶永烈说，黄帅只是他“文革”人物系列访谈中的一个。“她当时很低调，不愿意多说这些事。”叶永烈说，当时主要是想采访黄帅的父母，“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她还会愿意多谈谈。”

　　因为“小学生事件”，在“文革”结束后，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

　　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黄帅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黄帅只得烧掉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

　　所以叶永烈很能理解黄帅当时信中的心情，也就遵照他们的意愿没有写进文章。现在和其他采访录音磁带一样，这段当年的采访录音资料一并被叶永烈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研究。

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黄帅是1973年下半年出的名，那年她才12岁，是北京海淀中关村一小五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她当年的班主任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为提高同学们的作文水平，就要求班上的同学每天都要写一篇日记。1973年9月7日．班上有个男生因上课时做小动作，被老师叫到前面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黄帅听了觉得很有些刺耳，于是就在自己当天的日记中，对老师提出了批评。

　　没想到，老师看完她的这篇日记后，竟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要和她“划清界限”。这使黄帅心里非常难过，不仅白天不能集中精力上课，晚上睡觉也经常会做噩梦。

　　黄帅的父亲，当时是中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员。他怕事情继续下去会影响女儿的学习，就领着女儿来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并希望能给女儿换一个班，接待他们的一位同志听了这父女俩的诉说，也觉得那个老师做得太过分了，并一连说了几遍“‘师道尊严’害死人”一类的话，但换班的事，最后还是没有换成。

　　后来，黄帅偶然在《北京少年》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个小学生和老师产生了矛盾．在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就给《北京少年》写了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与无奈。杂志社收到他的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记者到他们学校，找写信的同学和那位老师分别谈了话，使他们的矛盾及时得到了解决。最后，他还和老师成为了朋友。

　　那时，黄帅家里订着一份《北京日报》，她想，若给报纸写信，问题许会解决得更快一些。于是，她便给《北京日报》写了封600字左右的信，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是一个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了日记上……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她原来并不知道什么是“师道尊严”，这个词还是她和父亲去教育局反映情况时，第一次听来的。但也许正是“师道尊严”这四个字打动了《北京日报》编辑那敏感的政治神经，编辑把信交给了上面，一场所谓的“教育革命”，就这样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黄帅的来信。“编者按”称“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北京日报》同时还刊发了黄帅的六篇日记摘抄。当时，黄帅还挺纳闷：我的这几篇日记只交给了老师，怎么也被公开发表出来了呢？

　　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发了《北京日报》的文章。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全文播发了她的信和日记。就这样一夜之间，黄帅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

“文革”后，跌入人生谷底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6岁的黄帅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兴高采烈地投入到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各项活动之中。可是，不久之后，她就感觉到人们看她的眼神有点不对了。她成了“四人帮的小爪牙”，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有人骂她是“小爬虫”，甚至往她身上吐口水、丢砖头……连她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妹妹也受到了她的“株连”，经常遭到无辜的谩骂和殴打。

　　那时候黄帅的母亲还在河南的“五七干校”，仅仅因为她是黄帅的母亲，就被迫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黄帅的父亲也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

　　一天，她和妹妹在楼听到一个男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死了!”姐妹俩当时就吓哭了。后来，妈妈因病回到了北京，可是爸爸却又被关入了监狱，同时还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妈妈彻底病倒了。这样一来，初中还未毕业的黄帅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支撑。

　　面对自己和全家正在经受的苦难，黄帅一遍遍对自己说：“黄帅呀黄帅，你就是这个家的支撑了。你再倒下，这个家顷刻间就会家破人亡。”

　　父亲不断托人给心爱的女儿捎话：“小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倒下，这个人就是你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你挺立，这个人还是你自己。你一定要坚持住，有什么事就往爸爸身上推……”

　　严酷的生活使黄帅变得更加坚强。有时，她被人欺侮了，实在感到太痛苦，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大哭一场。然后洗把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前，她会用一根铁丝将窗户缠死，因为她怕自己会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去。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黄帅竟奇迹般地没有旷过一天课。半年以后，她升入了高中。

　　回忆过去，黄帅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能走过那段日子，除父亲的鼓励和自身的坚强外，还有来自不少好心人的关怀和帮助。那时，我们家的煤气没有了，只要听到我和妹妹搬动煤气罐的声音，我们楼的叔叔、阿姨们就会开门出来，抢着帮我们把煤气罐搬到楼下换好后再抬到楼上。还有我的几位同学每天都会陪我一起去上学，向我飞来的石头，常常会落在她们身上。特别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就在一张写有‘打倒黄帅’的大字报下，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三好学生’……”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成绩册上，她除英语在高二第二学期的成绩是“良”外，其余全是“优”。然而，此时社会上对她的偏见还依然存在。

　　紧张的高考复习开始了，而此时的黄帅却已倍感心力交瘁，状态糟到了极点，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已被定成敌我矛盾、在单位负责打扫厕所和大院的父亲见到女儿这种状态，不知道怎样安慰女儿才好，就在女儿的案头写下了八个大字：“沉着应战，一定胜利!”黄帅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

　　新的生活开始了，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黄帅的心头。令她感到悲哀的是，自己出名时，学校也好，记者也好，政治家也好，都说“黄帅是我们培养和发现的”，在小学生黄帅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自已父母的位置。但当她落难以后，所有的人都跑了，没有一个出来承担责任的，责任全部被推到了她本人和她一生从事科研工作、无职无权的父母身上。这使黄帅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特别是父亲。

　　黄帅忘不了，她小时候，是父亲为她亲手制作了一张小床；在她羡慕别的同学穿上的确良衣服时，又是父亲为她亲手缝制了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母亲在干校劳动时，还是父亲为她蒸出了开口笑的馒头……

　　1981年1月1目，黄帅大胆地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胡耀邦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1981年3月，中纪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分别找到黄帅和她的父亲谈了一次话，并派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父亲终于被平反了，不仅恢复了党籍和公职，还补发了工资。

赴日10年，结婚、生子

　　父亲平反后，全家人的生活和心情都渐渐归于了平静。1984年9月，黄帅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也和那个时代的不少年轻人一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1986年，黄帅先是申报了美国和德国多所学校的研究生。不久，她就收德国一个大学研究生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可偏偏鬼使神差，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改去了日本。

　　对黄帅来说，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但也谈不上艰苦。与其他吃过苦的同学相比，她不曾在料理店洗过碗，不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屋，亦不曾受到学费的重压……

　　不过，她还是流下了不少的泪水，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

　　比如她住的地儿曾因洗衣机故障发过一次大水，楼下的房东咚、咚、咚地跑上楼来，把门砸得震天响。十万火急之下．她从床上一把抱起家里仅有的一床被褥投入水中．一边跪着堵水一边流泪……

　　夜里，她躺在硬床板上，身上盖着一条床单，床单上压着她当时所有的衣服。她则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只要一动的话，身上的“被子”就会必“碎”无疑，那一夜她又流了不少的泪。

　　1993年春，黄帅开始写毕业论文。可偏偏就在答辩之前，她在洗澡间滑倒，摔伤了背部。医生给了她几片镇痛的膏药，回家后，她对着镜子，试贴了好几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她的两只手怎么也够不着疼痛的部位。她趴在床上痛哭起来，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

　　但第二天一早，她仍坚强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并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答辩。会场中竟没有人发现她有什么异样。

　　在拿到日本东京大学的硕士文凭后，黄帅又在日本的一家研究所工作了两年。之后，结婚、生子，又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6年12月，她终于结束了在日本10年的“洋插队”，回到了祖国。不久，她便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成为北工大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黄帅就成了一个痴心的妈妈。儿子要钻工地上的水泥管，她就会从家里拿来墩布，将水泥管里的土擦干净让儿子去钻；夏天，她因担心空调会对儿子的身体有伤害，就会一宿一宿地为儿子扇扇子；喂儿子吃饭，每口她都要在小勺上精心地布局．米饭垫底，肉、蛋放在中间，再在上面放上蔬菜，力求做到勺勺营养均衡；儿子笑一下，她就会觉得已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在吐蕊；儿子哭一声，她就会紧张得不知所措；每天，她都会对儿子说上几十遍“你是妈妈的命根子”。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忙而忘了对儿子说“妈妈是多么爱你”一类的话，儿子竟莫名其妙地表现得非常不安。丈夫知道后就对她说：“这都是你平时对他太过溺爱的结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丈夫的话给了她很深的触动。她想自己也许真的需要一点母爱形式的改变了，所以如果你现在问她在忙些什么的时候，她就会笑着对你说：“我正在学习怎样做一个好母亲。”

　　黄帅对父母的感情也极深厚，常有人这样问她：你为什么不改名?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她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有些来历的，不能改。”原来，黄帅一生下来，曾是一个不会啼哭的“死婴”。后在暖箱里呆了很久，才总算活了过来。父亲说，应该给这个女娃起一个强有力的名字，不然的话，像她这么一个孱弱的小生命说不定就会天折了。于是她就有了一个硬邦邦的，像男孩子的名字——黄帅。幼时，她体弱多病，父母带她几乎走遍了北京各大医院。为增强其体质，7岁时，父亲还教会了她游泳。

　　另外，除一般家庭都有的骨肉之情和哺育之情外，黄帅和父母之间还有着一层患难之情。

　　留学时，她曾和父亲谈起日本的各种商业诱惑，父亲曾嘱咐她道：“千万别让你的宝贵年华被钱赚去。”这对黄帅世界观的形成，可谓影响深远。在谈到母亲时，黄帅说那是她的空气和海洋。她在日本留学、工作10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到妈妈。自己就好比是一叶小舟，漂泊得越远越久，就越挂念着母亲。

　　回国后，黄帅不论多忙，每周都要带儿子回家看望父母一次。有时她会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如果老人家太累了，她就会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父亲70岁生日时，黄帅问父亲有什么心愿没有。父亲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买一辆三轮车，然后拉上你妈和外孙去兜风。于是黄帅就真的给爸爸买了一辆三轮车……

　　过去再不好，抹不去。生命再美好，留不住。2017年12月10日，曾经的小闯将，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享年5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