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世纪的浮雕表明，古希腊勇士阿喀琉斯(Achilles)用长矛上的铁锈来治疗溃烂的伤口。｜ALBUM

人类是什么时候打开了生化武器这个潘多拉魔盒？

答案可能令人惊讶：人类将自然力量转化为武器的天赋比我们想象还要久远。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生化武器是现代的发明，因为要将毒液、细菌、毒素和其他危险的天然物质转化为武器，就需要对毒理学、生物学、流行病学有系统性的了解。

他们还认为，古代战争建立在荣誉、勇气基础之上，战争中应该有禁止使用有毒武器，避免不公平战术的规则。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尽管会带来道德问题，但没有公认的“战争规则”来限制这些武器的使用。

毒井事件

最早的记录是在公元前590年左右，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友用鹿食草(hellebore)——一种生长在地中海附近的有毒植物——污染了被围困中基拉(Kirrha)城的供水。

这个主意由四个不同的人策划，其中一位是医生。据史料记载，生物战不仅伤害了士兵，也伤害了非战斗人员——基拉城内的妇女老幼均死于“毒水”。见识到威力后，雅典人和他的盟友一致同意永不会在他们联盟的水中投毒。

通常来讲，化学武器包括毒气、令人窒息或致盲的烟雾，以及无法用正常手段扑灭的可燃性物质。生物武器则包括从生物体(如动物和植物)中提取的毒液，或是人体中提取的成熟病原体。

尽管古代的“生化战争”无法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定义，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古人将自然力量转化为武器的最早证据。

鹿食草(hellebore)看起来很美，但这种植物在古希腊的一场生物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超过人体摄入剂量，它们会导致呕吐、腹泻、肌肉肌肉痉挛、精神错乱，甚至心脏骤停。｜BRIDGEMAN/ACI

致命的箭矢

最擅于应用这种武器的是斯基提亚人(Scythians)，他们是古希腊时期亚欧草原的游牧民族。通过对斯基提亚人的考古发掘显示，他们使用一种贴在木轴上的有毒刺箭，装饰着类似毒蛇的图案。

斯基塞人将他们的箭头浸泡在一种名为“斯基泰”(scythicon)的毒药中。古希腊人将其描述为蛇毒、腐烂蛇身、人类血液和粪便的混合物。

这些成分被组合在一起，中箭者即便是被轻微划伤，也可能导致感染坏疽和破伤风，造成死亡或慢性折磨。古希腊人之所以知道这些成分，是因为斯基特人对其广泛宣传，以传播恐惧。

斯基提亚人的箭头上覆盖着诸多毒性物质和细菌。法医斯特芬·伯格(Steffen Berg)猜测，毒物将在进入人体约一小时后生效。受害者先是会休克，继而在几天后死于破伤风。｜AURIMAGES

毒药炸弹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遇到了毒弹。

保卫哈马特里亚(Harmatelia)的战士们用一种毒药倾倒在他们的武器上，狄奥多罗斯(Diodorus)生动描述了伤员的痛苦——

亚历山大的士兵先是麻木，然后开始剧烈的抽搐。他们的体表开始变冷，伴随着胆汁的呕吐，死相可怕。狄奥多罗斯的描述让历史学家确定毒液来自罗塞尔毒蛇(Russell's viper) 。

有趣的是，斯基提亚人会使用毒蛇的整个身体来制造箭毒。现代爬行动物学研究认为：蛇胃里含有大量有害细菌。

此外，科学家最近了解到，毒蛇在体内保留了大量的粪便。一条死毒蛇的粪便会在混合物中添加更多的细菌。

有时用有毒的动物作武器，有效性并不源于它们的毒性，还源于对敌人释放的恐惧。｜ALBUM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还面临着另一种毁灭性的非常规武器。

腓尼基人在保卫泰尔(Tyre)时，巧妙地用青铜碗加热沙子，然后把炽热的沙子像雨一样洒向亚历山大的士兵。古代历史学家描述了这个可怕的场景，热沙在士兵的盔甲下筛过，深深地烧进他们的肉里。

毒气攻击

火灾还间接启发了毒气的使用。公元前429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期间，斯巴达军队袭击了普拉提亚(Plataea)。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讲述了斯巴达人攻城的手段。

维奥蒂亚人将火焰投掷装置安装到一辆战车上，并把它推到城墙前。然后挤压鼓风装置，将气流输送进大锅中，大锅中的易燃物质着火喷射而出。｜ALBUM

大自然的武器库

将这么多破坏性的自然力量转化武器真的合理吗？

在重视勇气和军事能力的文化中，有毒武器通常被视为懦弱的伏击。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生化武器是不公平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仍然可以合理化。

这些理由在今天听起来有些耳熟：当一个军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或面对在技术上占尽优势的对手时，生化武器会带来转机。

古代神话和历史打破了生化武器不可想象的局面。但也有证据表明，当第一个弓箭手把箭浸在毒药里时，对这种武器使用的质疑也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