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光教授：【永不忘当年钱老劝导我们“用当代科学传承《黄帝内经》医理和建立《中药本草》科学药理标准”的教导】• 四十

最近一些群里，有些年岁大的群友们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界和中医学界跟着苏联，批判鲍林的量子共振论，又把经络系统也统统归入到神经系统，谁也不敢坚持经络学说，这对中国科技和中医的打击太大了，对此理应怎么看？

钱老同我们理工男/女说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界在政治运动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下，确实出现过对西方科学理论的批判，其中包括对鲍林（Linus Pauling）量子化学“共振论”的否定。

这一现象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密切相关，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对此钱老有些特异看法，他说，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也遇到了上述问题，但是他没有跟着跑，他对当年的事作如下评述，仅供参考

钱老说，鲍林是他在美国时最好朋友，深知鲍林的“共振论”是量子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用于解释分子结构中电子分布的多种可能性（如苯酚环的共振结构）。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科学界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将共振论批判为“唯心主义”和“机械论”，认为它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

钱老说，中国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科技政策深受苏联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化学界（包括在美国跟鲍林学习过量子化学回国的一些教授也在《科学通报》里把共振论说成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在苏联的指导下，也对共振论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并非基于科学本身，而是源于政治和哲学立场的对立，导致中国理论化学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偏离国际主流。

钱老说鲍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称为量子化学之父，他在化学键理论（杂化轨道、电负性）、分子生物学（蛋白质α-螺旋结构）以及和平运动（反对核试验）方面均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并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954年化学奖、1962年和平奖）。

然而，由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他的科学理论在中国一度被强行曲解。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界才重新客观评价共振论的价值，并承认其在解释分子结构中的实用性。

钱老说，在同一时期，中国医学界也受到苏联科学模式的影响。苏联医学体系基于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理论，主张将中医的“经络”概念完全纳入现代神经生理学框架，否定其独立存在的理论价值。

钱老说这种简化的做法完全忽视了两千多年来《黄帝内经》的整体观和经络系统的功能描述，导致中医理论的核心部分（如气血运行、穴位作用）被削弱，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直到后来中国重新重视传统医学，经络研究才逐渐回归其原本的理论体系。

钱老说，当年中国科医界所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理论化学的滞后：对共振论的批判使中国量子化学界的研究一度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学者才重新推动配位场理论、分子轨道理论的发展。

2)中医现代化的曲折：强行用神经科学解释经络，导致中医理论失去独特性，直到20世纪后期才通过实验研究（如低电阻经络测定）重新确立其科学地位。

3)钱老说我们国家一度犯了<科学政治化>的毛病：通过一系列纠正过程，才知道科学理论不应受意识形态左右，真正的科学进步需要开放、客观的研究环境。

钱老说，这些年中国科学界和中医学界逐步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他说在全国政协吸纳新的委员和常委时，接受北京大学徐光宪等常委们的意见，不再选进过于反对过鲍林共振论的学者进入政协委员队伍里。

钱老还说，为了消除苏联巴布洛夫的神经反射论对中医学的影响，他在私下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医界的经络研究重新得到重视，以现代科技（如红外成像、生物电检测）为中医经络学说，提供了新的实验依据。

钱老还说，鉴于鲍林的共振论在国际化学界仍被广泛使用，他也找了许多中国学者，要重新接纳这一理论，这样国内量子化学和量子统计力学重新受到重视和发展。当年，我作为学量子化学和统计力学的门生，深感钱老的指导作用。

钱老当年明确地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界对鲍林共振论的批判，以及将中医经络归入神经系统的做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科学政治化的产物。他说这些事件提醒我们，科学的发展应当基于实证和理性，而不是受意识形态的干预。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界逐步回归科学本质，并在量子化学、中医药现代化等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钱老一再说，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

当年冯理达也补充钱老的一些说法，她说，在苏联留学时，正好苏联也反对鲍林共振论的時候，但是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批判共振论使分子结构不确定，但是批判了半天，还得用共振论来解释许多反应机理。她说苏联的批判力度远不如中国，她说苏联把经络系统放在神经系统，但是实际上说说而已。

她说，她在苏联学习期间，还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特别是在经络学说的指引下，运用针灸提高免疫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她的工作获得了列宁格勒科学大奖。

她说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她免考直升为免疫学研究生，并在1958年获得免疫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美国PhD）。

主要原因是1957年，列宁格勒爆发白喉病，冯理达主动利用她的专业技能，采用针灸与中药的方法，成功地降低了列宁格勒的白喉病发病率，使该病发病率降到了零。

她说以此得到了苏联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苏共《真理报》、红军《红星报》以及电视台的报道，所以她说苏联内部反共振论及经络归并于神经系统的情况，远不像国内那么厉害。她说国内往往显得<过左>一些。

以上简述当年中国向苏联学习的历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