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光教授：天然抗艾的基因，为何在东亚人群中如此罕见？
金日光语录
天然的抵抗艾滋病的基因，为何在东亚人群中如此罕见？
正视我们在抗艾基因上的遗传特点，构筑坚固的“行为防线”，同时采用有效预防手段。
问题的起因
最近，常有朋友探讨国内的艾滋病防治形势。根据国家疾控中心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超过120万人，虽然阴滋病目前没有明确医学定论，但如果将其一同纳入考量，人数可能更多。防治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有些群友问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性教育没有跟上，大家对人群的遗传易感性不够了解。
提到易感性，就要从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说起。
CCR5基因概念：当HIV-1病毒攻击人体免疫细胞（主要是CD4+T细胞）时，它需要借助细胞表面的两个“把手”才能进入，一个是主要的CD4受体，另一个就是CCR5共受体。
CCR5-Δ32是一种基因突变（指CCR5基因编码区第185位至第218位之间缺失了32个碱基对），它会导致细胞无法产生功能正常的CCR5共受体。这样一来，病毒就失去了进入细胞的关键“把手”，携带该突变基因的人因此对主流HIV-1病毒株具备天然的抵抗力。
不携带CCR5-Δ32（左）更容易感染艾滋，携带CCR5-Δ32（右）更不易感染艾滋。
图片来源：geneticlifehacks.com
CCR5-Δ32基因突变分布特点：科学研究表明，CCR5-Δ32基因突变在世界不同族群中的分布差异巨大。在欧洲白人中，突变携带者比例可达10%左右，而中国人中，这一比例极低，通常低于1%（汉族在0.12%-0.16%区间）。
从遗传学角度看，这意味着我们大部分人天然缺少这道“基因防线”，是HIV的易感人群。
一、CCR5-Δ32突变的分布差异
CCR5-Δ32基因突变的频率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地理和族群差异，具体表现如下。
中国各族群情况 | 汉族：突变频率极低，数据普遍显示在0.12%至0.16%的范围内。 |
维吾尔族：因其族源历史，突变频率显著高于汉族，大约为3.48%。 | |
蒙古族：突变频率高于汉族，约为1.12% | |
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佤族、瑶族、普米族等）：突变频率与汉族相近 |
全球范围内，CCR5-Δ32基因突变的频率差异更大。研究显示：
欧洲白人拥有全球最高的突变频率，尤其北欧地区可超过10%。
非洲人中，存在该突变的案例极为罕见，基本未检出，因此是最易感人群，传染情况也最为严峻。
亚洲人总体普遍处于低水平，大多低于1%。
图片来源：Animated Healthcare Ltd/SPL
此外，虽然人体内还存在其他可能影响HIV感染或病程进展的基因（如CCR2-64I、SDF1-3’A等），但它们提供的保护作用十分有限，远不能与CCR5-Δ32的直接抵抗效果相提并论。
二、基于遗传背景的公共卫生建议
认识到我们人群的遗传易感性特点，并非为了制造焦虑，而是为了更加明确预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对此，我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调整宣传策略，普及科学知识
公共卫生和教育部门应向公众科学地普及艾滋病遗传易感性的知识。
重点在于强调：正因为我们缺少天然的“基因盾牌”，才更需要构筑坚固的“行为防线”。同时，也应大力推广安全性行为、定期检测等核心预防信息。
明确预防重点，切勿心存侥幸
必须让公众了解，除了CCR5-Δ32之外，其他基因突变提供的保护作用微乎其微。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唯一的有效预防手段是采取切实可靠的防护措施。
正视青年群体的挑战与需求
当前，青年学生已成为艾滋病预防工作的重点人群之一。公共卫生策略需要与时俱进，正视当代年轻人的社会交往和婚恋观念变化。
因此，在宣传教育方面，应通过他们易于接受的渠道和方式，提供非评判性的、科学、友好的性健康教育和服务，帮助他们做出健康、安全的选择。
图片来源：Everyday Health
三、回归科学理性
在讨论严肃的公共卫生议题时，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尤其在经历过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后，各种真伪莫辨的信息更容易流传，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焦虑。
近年来，网络上长期流传着“阴滋病”现象，其带来的困扰是真实存在的：确实有一部分人群，长期承受着类似艾滋病急性期症状的折磨，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与生活。
有传言说目前出现阴滋病现象的人群多达百万人，也有听说过最近从他们的唾液里检测出了艾滋病毒基因小片段。
不过“阴滋病”目前还不是获得医学界承认的、由特定病原体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不争的事实是，黄种人缺少了一道部分族群拥有的天然“基因屏障”。因此，选择科学、审慎的预防行为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
常州《黄帝内经》当代科学解读馆
主持人：金日光
2025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