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八节喊“女神”，反而成了一种冒犯？
女性要的是平等的劳动权利，同等受尊重的价值，而不是被打造成美貌的女神，成为被消费的客体。
作者｜侯虹斌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你会发现今年三八节的一个变化：
你注意到这个细微差别了吗？名称的变迁，既来源于部分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的女性意识进行日复一日的科普，也与民众思想的潜移默化、包括经济状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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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还“妇女节”以严肃性
《中国妇女报》在微博中写道：“3月8日，不是什么女神节，也不叫什么女王节，最美好的名字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得来不易，请勿娱乐，也勿消费！让妇女节保持初心，是对妇女最好的问候与致敬。”
这段话，算是定了一个调。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会成为一个女性平等、女性权益的普及日。它不是什么“女神节”“女王节”，更不是什么“女生节”。这些名字，是这几年作为商业运作推动起来的，没有社会学意义。
我喜欢它的全名“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1857年3月8日，美国服装厂女工走上街头，要求提升待遇，拉开了捍卫女权运动的帷幕。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在这一天为了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也组织了盛大的活动。第二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上，有人提议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一般认为，这就是国际妇女节的起源。
不过，2004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在与中央编译局许宝友合著的《国际妇女节考》书稿中，重新研究这段历史，考证出来，是1921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为纪念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女工的斗争，才把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
1917年3月8日，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工人们纷纷罢工并聚集在圣彼得堡。当时很多女工参加了大罢工，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选举权。
到了1923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带着夫人来到广东，鲍罗廷夫人结识了宋庆龄及何香凝，还有邓颖超和蔡畅等人，把“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概念带到了中国。
1924年3月8日，广州的各女校学生、工厂女工和各界妇女团体成员，共有两千余人，集合在一起，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当天上午召开大会，提出了“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妇女有劳动平等权、教育平等权、工作权和参政权。第二年，广州的妇女节庆祝模式推广到全国。1951年，北京举办了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
不要再问为什么会有妇女节，而没有男人节了。这个道理，就像有“劳动节”，而没有“资本节”一样，不需要为强势的群体提供额外关怀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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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女神”称号背后的消费主义陷阱
商家通常会竭力把花钱和女性权利联系在一起，打造一种花钱就是取悦自己，取悦自己就是勇敢就是独立就是尊重女权的逻辑。但是，并不是只是有钱、年轻、美的女性，才被允许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境啊。
另一个误区是，只有成功女性才有资格谈女权，这样的结果，会变成优秀的女性才能获得跟男性一样的权利。对一些基本权利而言，是人人生而平等，而不是奋斗才能平等。
另一方面，一些商家与各种宣传，特别擅长把所有外来的节日，都过成“情人节”。前几年不少高校和商家还搞出个“三七女生节”，原因是，他们嫌“妇女”把女孩子叫得“显老”了。所以搞一个女生节。放在“三月七号”，意思是“一日之隔”“只欠一日”，就能把女孩变成了女人。
这种价值观陈旧腐朽。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关注的，不是让女人怎么美丽，而是女性从出生开始的生存权、教育权、工作权、自由选择权、身体支配权、生育权等一系列问题。女人可以不是别人的女友、儿媳、老婆，也不需要是什么让人神魂颠倒的美女。
有时想想，这个“妇女节”全名的变化，很有意味。“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希望更多的女性奋斗、不屈服，不滑落于舒适当中；而“联合国妇女权益与国际和平日”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普通的、并没有太大野心的、老弱病残的女性，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权利；最终让所有女性，都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
每个普通妇女，都应该得到尊重。
为什么我们会在意名称的变化呢？因为，这些语义的变化显示出女性们对社会问题和女性权利问题理解越来越深刻了。正是这种意识，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一种动力，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有博主说，现在还在玩“女生节”“女王节”“女神节”的商家，已经太土了，既跟不上时代也没有网感。
当然，除了女性意识的崛起，现实的生存环境也是一个因素，疫情后的经济下行，消费乏力，为了生存，大家正忙碌赚钱，谁还愿意花大价钱，整天打扮成女神呢？商家们积极准备的噱头，砸在手里了。
无论如何，推动女性平等意识，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要的是平等的劳动权利，同等受尊重的价值，而不是为了打造成美貌的女神，成为被消费的客体。
